上高會戰
發生在1941年3月至4月的上高會戰，當年被譽為“抗戰以來最精彩之戰”而載入史冊。
為什么稱“上高會戰”。上高會戰開戰初期、中期，中方稱“贛北戰役”。后將名稱定為“上高會戰”，主要之一，日軍對贛西北的掃蕩，三路分進合擊，壓迫包圍中國第19集團軍主力于上高地區，掃蕩的最終目的地是上高。原因之二，中國軍隊根據日軍掃蕩的意圖，誘敵深入，在上高預設主戰場，從而達到在上高境內將日軍圍而殲之的目的。原因之三，中國軍隊最終是在上高境內徹底打敗日軍，粉碎其掃蕩目的，并將日軍趕回南昌的。鑒于以上三個原因，當第19集團軍總指揮羅卓英在上高會戰即將結束時，拍電報請示國民政府“贛北之役是否稱為‘上高會戰’”,國民政府委員長蔣介石回電：“贛北戰役定名為上高會戰。”
1941年1月，日本參謀本部調整侵華日軍在中國戰場上的作戰方針，制訂了《大東亞長期戰爭指導綱要》和《對華長期作戰指導計劃》兩個文件，在大本營會議上獲得批準后，并在御前會議上得到日本天皇裁決。《對華長期作戰指導計劃》指出，“作戰以維護治安及占據地區肅正為主要目的，不再進行大規模進攻作戰，如果需要，可以進行短時間內的，以切斷為目的的奇襲作戰，但以不擴大占領區和返回原駐地為原則”。
2月14日，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召開各方面軍和各軍司令部聯席會議，確定以“靈活、短距離的截斷作戰”為1941年度的作戰方針。駐扎在武漢的日軍第11軍據此向其所轄各師團、旅團提出的任務是“要積極不斷地依靠靈活、短距離截斷進攻作戰，消耗之戰斗力量和確保壓倒敵人的地位”。
同日，駐扎在江西安義一帶的日軍第33師團接到命令，4月份將調往華北戰場。
2月中旬，日軍獨立混成第20旅團從上海調防江西南昌。
2月20日，日軍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田中新一少將來到南昌，駐扎在南昌的日軍第34師團向其提出，趁第33師團尚未調出江西之際，與獨立混成20旅團一起，共同組織一次先發制人的“靈活、短距離的截斷作戰”進犯上高，消滅在贛西北一帶活動的近10萬中國軍隊和摧毀駐扎在上高的中國第19集團軍司令部，以鞏固南昌等占領區的統治。在獲得第11軍司令部批準后，日軍第34師團等部隊開始緊急裝備和大量征用民伕對贛西北進行掃蕩，為作戰作準備，日軍第11軍定此次作戰為“錦江作戰”和“鄱陽湖掃蕩戰”。上高會戰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
上高會戰發生在1941年3月15日至4月9日，歷時26天。
中國參戰部隊：第19集團軍（總指揮羅卓英）所轄第49軍（軍長劉多荃）、第70軍（軍長李覺）、第72軍（軍長韓全樸）、第74軍（軍長王耀武），江西保安縱隊（司令熊濱），第19集團軍第2挺進縱隊（司令康景濂），總兵力95000余人，參戰兵力75000余人。
日軍參戰部隊：第11軍（司令官園部和一郎）所轄第33師團（師團長櫻井省三）、第34師團（師團長大賀茂），獨立混成第20旅團（旅團長池田直三），飛行第3團（團長遠藤三郎）等。
上高會戰中，日軍主要戰術是三路突擊，分進合擊。掃蕩區域為新建、高安、清江（樟樹）、豐城、安義、靖安、奉新、上高、宜豐等10個縣域。掃蕩的最終目的地為上高。三路具體為：北路第33師團，3月15日從安義出發，途經靖安、奉新、高安，進犯上高；中路第34師團，3月16日從新建出發，途徑高安，進犯上高；南路為獨立混成第20旅團，3月15日東渡贛江，途經豐城、樟樹、高安進犯上高。
中國軍隊根據日軍戰術，利用戰前的三道防線，采取誘敵深入，在上高境內預設主戰場，從而圍殲日軍的方針。戰事26天，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1年3月15日至19日（5天），誘敵深入。北路、中路阻擊部隊是中國第70軍及第74軍一部。3月15日，北路日軍第33師團從安義出發，與中國第70軍預9師、第19師在奉新開戰，打響了上高會戰第一槍。3月19日中午12時，中路日軍第34師團在飛機掩護下，先期孤軍竄入上高縣境內，中國第74軍第58師第172團與其接火，拉開了上高會戰核心戰場包圍日軍的序幕。南路阻擊部隊為中國第49軍及74軍一部，在清江、高安一帶與日軍激戰。
第二階段3月20日至30日（11天），圍殲決戰。參加圍殲決戰的部隊，中路為中國第74軍和70軍一部。日軍第33師團在北路、中路突進中遭到重創后，于3月20日撤離戰場，竄回安義出發地。南路為中國第49軍、第74軍一部，阻擊日軍獨立混成20旅團。3月22日，中國第30集團軍的72軍所轄新編14師、新編15師奉命從修水等地抵達上高，歸屬第19集團軍，參加上高會戰。日軍第34師團孤軍深入到上高縣泗溪、官橋一帶，被中國軍隊團團包圍，在官橋一帶開展拉鋸式激戰。3月25日，日軍第11軍命令第33師團重返戰場增援，又從九江調來增援部隊3000余人投入戰斗，并派出軍參謀長木下勇等人在南昌督戰。3月27日，日軍在官橋作戰地區投入大量毒氣彈，中國軍隊74軍58師173團3營營長孫一鳴等官兵中毒。3月28日，遭到重創的日軍第34師團，在日軍增援部隊和飛機掩護下，從上高縣野市、官橋突圍敗退。
第三階段3月31日至4月9日（10天），追殲。敗退的日軍第34師團、第33師團、獨立混成20旅團從北路、中路、南路撤出戰斗，逃竄回南昌。中國第70軍、第72軍、第49軍、江西保安縱隊、第2挺進縱隊參與追擊日軍的戰斗。
經過中國軍隊的浴血奮戰，終于取得上高會戰的勝利。戰后，中國軍隊公布日軍傷亡15700余人。日軍沒有公布具體傷亡情況。上高會戰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全國軍民抗戰的士氣，《中央日報》、中共中央機關的《新華日報》等報刊及時進行了宣傳報道，媒體和官方稱頌上高會戰為“空前戰捷”“媲美臺兒莊勝利的贛北大捷”“抗戰以來最精彩之戰”“開勝利之年勝利之先河”。
戰后，羅卓英總指揮賦詩《贛北大捷四首》：
其一
又報軍前戰鼓催，寇氣直犯上高來，
休夸掃蕩侵三路，且看包圍奮一錘。
諸葛陣圖終有價，臨準壁壘不容開；
應知方馬埋輪日，莫使蝦夷片甲回。
其二
一夜春雷起怒波，健兒十萬劍橫磨，
鐵槍在手吾無敵，神箭當風爾奈何。
不再轉移新陣地，還須收復舊山河，
捷書期共花爭發，佇聽歡聲奏凱歌。
其三
清江無恙石頭雄，撥險支危見盡忠，
忍吃當前十日苦，須爭最后十分功。
敖峰大樹遵時綠，錦水長波落照紅，
信我明朝終取勝，遙聞鼓角振天風。
其四
新年勖勉幸無忘，事業軍人在戰場，
保土用能瞻赫赫，殲倭欣看陣堂堂。
捷聞全會傳褒語，淚灑三橋吊國殤，
且莫驕矜諸將士，揚威橫覽太平洋。
被譽為“抗戰以來最精彩之戰”的上高會戰中有幾個亮點：
第一個亮點：運籌帷幄，指揮有方。針對3月16日日軍兵分三路實施掃蕩計劃，3月17日，羅卓英總指揮從吉安趕回上高第19集團軍指揮部，召開參謀人員聯席會議，部署作戰計劃。據當年第19集團軍總指揮部任少校參謀的藍介愚回憶：參謀聯席會議中，對敵情判斷時，部分人員認為這是日軍掃蕩戰，主張中國軍隊主力放棄上高，待敵人撤退時再出擊。日軍對贛西北的掃蕩戰，主要有三個目的。首先，軍事上的目的，打擊駐扎在贛西北的中國軍隊主要軍事力量，摧毀在上高的第19集團軍總指揮部。其次，經濟上的目的，通過掃蕩，掠奪和破壞沿途經濟，實行戰區“燒、殺、搶”三光政策。戰后，僅上高統計，日軍燒、炸毀房屋4927棟，無辜槍殺、奸淫致死民眾827名，數千民眾無家可歸。損失共計2.6億元。再次，政治上的目的，通過軍事上的打擊，經濟上的掠奪和破壞，政治上動搖中國軍民抗戰的士氣。
聯席會議上，羅卓英力排他議，主張“上高以西，無陣地可守”“軍人事業在戰場”，最后決定采取堅守上高，誘敵深入，在上高預設主戰場，圍而殲之的作戰方針。作戰方針敲定后，向各部隊下達作戰命令時，有的軍參謀長仍堅持放棄上高立場，遭到羅卓英的呵斥。羅卓英在整個上高會戰期間，自始至終堅決貫徹既定作戰方針，并且牢牢掌握了戰場的主動權，在各個戰場發生緊急情況時，處置及時妥當。他還派總部高級將領到各部隊督戰，調總部特務營參戰，并協調其他戰區增援部隊參戰等。時任第19集團軍總指揮部特務營2連連長周郁謀在文章中回憶，3月19日，他接受羅卓英總指揮的命令，率一個加強連開赴前線，一方面傳達總指揮的命令，即各前線部隊要與陣地共存亡，除傷兵外，一律不準擅自撤退，否則軍法嚴懲，就地處決；另一方面增援74軍，并在陣地督戰。戰后，上高會戰作為我軍精典戰例，被國民政府最高軍事當局編成《上高會戰》一書作為教材，下發部隊指導作戰。一場戰役，能編成教材，這在當時也屬罕見。
第二個亮點：浴血奮戰，將士英勇。在26天的激戰中，中國參戰將士，均能堅決執行命令，服從指揮，能攻能守，各部隊的指揮機關均能前移。整個會戰中，沒有發生消極抵抗命令的現象，沒有軍人臨陣脫逃的情況。特別是決戰主力部隊第74軍，在日軍兵臨上高縣城的危急時刻，抱定死守縣城的決心，軍部堅持設在縣城河北指揮作戰，穩定了軍心，全軍3個師在上高境內參加著名的“三橋戰役”。即第51師在師長李天霞的率領下，堅守在石洪橋一帶阻擊日軍，日軍眼睜睜看到上高縣城近在咫尺，但就是寸步難行，望城莫及。戰后羅卓英作詩《贛北大捷四首》中，稱74軍“鐵槍在手吾無敵”，稱51師“神箭當風爾奈何”。第57師在師長余程萬率領下，在下陂橋核心戰場與日軍激戰時，雙方傷亡達4000多人。余程萬師長親率士兵奪回被日軍占領的陣地，少將步兵指揮官李翰卿率預備隊奪取下陂橋對面的李家山的一個數十平方米的小山頭后，日軍投下160多顆大小炸彈，均未能讓陣地易手。第58師在副師長張靈甫指揮下（師長外出集訓），在官橋一帶與日軍激戰六七天，反復展開拉鋸戰，陣地多次失而復得，為主力部隊贏得了包圍日軍的戰機。58師在官橋包圍戰中首戰告捷，擊斃日軍少佐大隊長。戰后，僅第57師、58師就有82名軍官和士兵受到通報嘉獎。各部隊參戰將士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如：從修水趕來增援的新編第15師45團團長張雅韻、副團長宋文華在上高野市水口圩一帶投入戰斗后，3月27日雙雙犧牲在前沿陣地。戰后，張雅韻被國民政府追授少將軍銜（2015年8月，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第49軍某部排長曾天聳系馬來西亞華僑，富豪子弟，回國投軍，3月19日與日軍在經樓遭遇，與日軍肉搏，刺死日軍少尉隊長等8名日軍，最后中彈犧牲，年僅22歲。74軍51師野補團3營中尉排長周陽，黃埔軍校16期畢業，帶領全排堅守華陽某高地，多次負傷仍堅守陣地，最后壯烈犧牲，年僅20歲。戰后，經國民政府軍委會批準，將軍用地圖上被他堅守的陣地華陽峰命名為“周陽峰”。74軍58師174團第3營連長黃廷璋，帶領少尉排長畢鴻慈等官兵，于3月29日掩護小港村數十名村婦撤退，在墓田、官橋一帶與敵激戰負傷后不下火線，直至解救這些婦女全部脫險。57師某排排長趙全才帶領全排在源山廟一帶攻擊日軍一個中隊，最終寡不敵眾，全排戰至僅剩傳令兵1人，其余全部壯烈犧牲。49軍某連連長何益鳴率全連三戰虎形山，100多名官兵戰至僅剩30余人。70軍107師320團在會戰中傷亡500多名官兵，約占全團總兵力一半。
戰后統計，中國軍隊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共傷亡20533人，其中陣亡9682人（包括軍官252人，其中團職5人），另外，失蹤2800余人，平均每天陣亡372人。正是這些舍生忘死的抗日將士，用自己的血肉之軀與日寇頑強戰斗，確保了上高會戰的最后勝利。
第三個亮點：積極支前，保障有力。上高會戰期間，戰區民眾在中共地下黨積極指導及政府的領導下，支前保障工作突出，成效顯著。第19集團軍總指揮羅卓英等高級將領總結會戰支前工作時，多次稱頌“民眾效命”。上高會戰前至會戰中，中國軍隊近10萬將士云集在上高周邊地區。中共上高地下黨及周邊地區黨組織，堅決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為發動民眾支前做了大量工作。時任上高縣縣長的黃賢度是中共特別黨員，他利用縣長的公開身份告訴第19集團軍，會戰期間，上高人民做到“三保”：保證運送物資、彈藥和傷員及時不誤；保證破壞交通和維護我方電話暢通無阻；保證后方不出現漢奸破壞活動。縣長黃賢度說到做到，在縣城戰事最緊急的階段，他不顧槍林彈雨，帶領政府工作人員和地下黨成員組織民眾，多次赴前線陣地運送彈藥、傷員，慰問參戰官兵，被參戰將士稱為“戰地縣長”。會戰中，上高電報局、電信修線隊在黃賢度的領導下，克服重重困難，及時搶修線路，保證了通訊暢通無阻，戰后受到表彰。
上高會戰時，上高共設三個區，其中一個半區淪為戰區。全縣共有12萬人，其中3萬多民眾參加了籌集糧草，挖路毀橋，運送彈藥、傷員、修復通訊線路等支前工作。據第19集團軍當年統計，除安義、新建、高安3個縣外，日軍所掃蕩之處的縣級政府均按日按月供應中國軍隊糧食，宜豐縣因不是主戰場，征糧每日高達8000多公斤。上高縣是主戰場的核心戰場，中共地下黨協助政府仍然每日供糧約3400公斤。
官橋街的喻大也老人，2005年接受筆者采訪時說，會前戰，他家幾兄弟都被政府征集上路，自配口糧去破壞道路橋梁，以阻止日軍機械化部隊的進攻。在官橋包圍戰期間，從修水調來增援的72軍的兩個師到達宜豐與上高交界的凌江口時，因橋梁被日軍炸毀受阻，中共上高地下黨成員及政府人員組織當地民眾，拆下自家門板，撐來大小竹排，僅用1天時間架起一座浮橋，使大軍順利過江。
墓田峨坑村的王全昌是當地甲長，率領村民撤退到山上后，自告奮勇為中國軍隊作向導，翻山越嶺、穿林涉水，參與偷襲日寇占領的土地嶺，最后中彈長眠在生他養他的土地上。
墓田鄉第12保的蒲城村，有位有文化的青年叫熊先移，被日軍強征為民夫。他假裝服從，晚上則乘日軍不備，偷出日軍軍用地圖和重要作戰文件逃往中國軍隊陣地。日軍發現后，對其進行追蹤，次日清晨，無法突圍的熊先移先將文件地圖包好在一起放入泗溪河中漂向對岸中國軍隊陣地，自己再吸引日軍渡河，最后中彈犧牲。
在中共地下黨宣傳和政府鼓動下，不少民眾自告奮勇爭當中國軍隊的情報員，如磻村的左圣自、泗溪杜家的杜早興、上樟塘的冷樹立、界埠鄉洲上村60多歲的晏自成等都為中國軍隊搜集過情報。
上高會戰結束后，國內媒體對支前工作作了大量報道，這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中，也是絕無僅有的。因此，上高會戰也是中共地下黨認真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的典范。
上高會戰的勝利，打破了中日相持階段的僵局，挫敗了日軍的銳氣，極大鼓舞了全國軍民的抗戰士氣。受這次作戰影響，日軍第33師團推遲了向華北的轉進，從而減輕了華北戰場中國軍的壓力。日軍第11軍司令官、第34師師團長均因上高會戰的失利，遭到撤職處分。
上高會戰的勝利，粉碎了日軍企圖擊潰中國第19集團軍，使贛西北喪失抵抗力量，達到鞏固其對統治區的占領，形成威脅中國西南大方后的格局，以及配合其大本營加快結束侵華戰爭的目的。
上高會戰的勝利，提升了中國政府在世界反法斯西戰爭中的地位，在國際上表明了中國政府在抗戰最困難時期，堅持抗戰到底的決心，推動了國際上對華抗日戰爭的援助。
（昝鴻祥，上高縣革命史、地方史研究者，上高會戰遺址特約講解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