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8日，是徐向前元帥誕辰120周年紀念日。

　　徐向前是我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杰出的軍事家，是黃埔軍校第一批畢業生。他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建與發展，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的鞏固建立了卓越功勛。

　　生活中的徐向前心靈手巧、愛好廣泛：通攝影、喜戲曲、會樂器、能縫補、善手工、愛讀書、好書法……平常，他話語不多，生活簡樸，大家親切地稱他為“布衣元帥”。

　　“父親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將自己的原名‘象謙’改為‘向前’，表明了自己為黨的事業奮勇向前，永不回頭的決心。”徐向前之子徐小巖在北京的家中，向記者回憶道。

　　在徐小巖家的會客廳右側，掛著一幅醒目的墨寶，上面寫著：“一生光明正大，從不為己訴曲”，落款是“習仲勛 一九九零年九月二十一日十時四十分”。徐小巖告訴記者，這幅墨寶有著特殊的意義，“那是在父親去世當天的凌晨，習伯伯趕到醫院送別父親，回家后悲痛萬分，立即寫下了這兩句話，也是對父親一生最貼切的寫照”。

　　徐小巖是徐向前唯一的兒子，和父親在一起的時間最長。他指著父親題寫的“人民的公仆”幾個字，向記者回憶起心中“平凡而又不凡”的父親。

　　深厚的“黃埔情結”

　　黃埔軍校是徐向前革命的起點。

　　徐小巖告訴記者，從記事起，他就常聽父母親提起黃埔軍校，因而他自幼就對黃埔軍校這個特有名詞耳熟能詳，并漸漸形成了深厚的“黃埔情結”。

　　1901年，徐向前出生于山西省五臺縣永安村。1924年5月，省立師范學校畢業并當過教員的徐向前輾轉上海考入黃埔軍校，成為第1期學員。徐小巖記得父親常給自己講，在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的主持下，黃埔軍校的政治工作相當活躍，革命性、戰斗性很強，有力地激發了黃埔師生的革命熱忱。學校的課程很多，每天都排得滿滿的。政治教育以革命理論和革命知識為主要內容。軍事課內容主要是從單兵運作到營連排在行軍、宿營、戰斗中的聯絡與協同。當時的訓練和生活都很緊張。每天，學員們天不亮就起床，穿衣服、打綁腿到緊急集合不能超過3分鐘；出操回來趕緊跑廁所；吃飯限定10分鐘，大家必須狼吞虎咽；接著是上課，課后又出操；晚上是自習。操場緊靠珠江口，漲潮時操場里的水都漫過了腳，但照樣要出操。

　　1925年2月，徐向前在1期學成畢業，留校在第3期學員中當排長，并參加了攻打軍閥陳炯明的第一次東征作戰。那時候，他們這支學生軍可以說是人人奮戰，個個爭先，在戰火中大顯軍威。同學們有一個響亮的口號：“不要錢，不要命，愛國家，愛百姓。”他們每天高唱著校歌：“以血灑花，以校作家，臥薪嘗膽，努力建設中華。”東征部隊經過兩個多月的作戰，終于打垮了反動軍閥陳炯明的3萬多人，迫使其率殘兵敗將逃往福建。

　　黃埔軍校是國共合作時期統一戰線的產物，大多數學員日后都成為國共雙方的重要將領。徐小巖曾問過父親，在黃埔軍校學習期間，有沒有與國民黨將領打過交道。徐向前元帥回答說，那實在是太多了，從校長蔣介石到同是第1期學員的胡宗南都曾有過接觸。

　　時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經常以談話的方式培養自己的政治親信。談話時，蔣介石坐在辦公室，學員站在門外，一個個叫進去問話。大部分學員都是剛剛步入社會的青年，當然弄不懂蔣校長這樣做的真正目的，許多人還以能與蔣校長談話而倍感榮幸。一天，輪到徐向前被召見。一進門，就見蔣介石端坐在椅子上，一臉嚴肅，這讓沒有見過什么世面的徐向前有點不知所措。談話開始，蔣介石就用濃濃的浙江奉化口音慢條斯理地問：“你是什么地方人啦？”“山西人。”徐向前對答一口山西五臺話。浙江方言對山西方言，蔣介石不免皺了皺眉頭。接著問：“在家都干過什么？”“當過教員。”一問一答，機械而無趣。校長沒有得到慣常的吹捧，學生也沒受到校長的勉慰。于是，寥寥數語，蔣介石就揮揮手將徐向前打發走了。因此，在蔣介石的最初印象里，徐向前就是個“沒出息”的學生。

　　在黃埔軍校，徐向前緊緊團結在以共產黨員蔣先云同志為首的“青年軍人聯合會”的旗幟下，不斷地與國民黨右派和反動小集團“孫文主義學會”中的反共分子作斗爭。徐向前及黃埔1期中的同學陳賡、左權、蔡申熙、許繼慎、周士第、吳展、李之龍、王爾琢、宣俠父等，后來都成為共產黨員。

　　蔣介石做夢也不會想到，就是這位“沒出息”的學生，短短7年之后，竟然成了共產黨三大主力紅軍之一的總指揮！他率領的紅軍，從鄂豫皖大別山反“圍剿”作戰，到創建川陜根據地，再到艱苦卓絕的西征，消滅了國民黨10余萬軍隊。

　　任務重于生命

　　戰爭年代，徐向前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任務重于生命！”他要求指揮員“指揮靠前”。在重大戰役中，徐向前總是出現在戰斗最激烈最危險的地方，指揮員們看見“總指揮”士氣倍增，就更加一往無前。曾任紅四方面軍第30軍政委的李先念回憶說：“向前具有驚人的軍事膽略，從不知恐懼為何物。越是大仗、硬仗、惡仗來臨，他越是生龍活虎，精神百倍。”紅四方面軍善打硬仗、惡仗，與徐向前的指揮風格分不開。

　　從1947年10月到1949年4月，時任晉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的徐向前連續指揮了運城、臨汾、晉中、太原四大戰役，橫掃千軍如卷席，解放了山西全境。這期間，他一直是帶病參戰。晉中戰役中，他常常冒著烈日酷暑在擔架上指揮作戰。晉中戰役剛結束，他又抱病主持了太原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在會上號召全體指戰員搞好整訓，盡快完成攻打太原的各項準備工作。

　　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對徐向前十分關心。晉中戰役結束后，中央軍委在致徐向前的電報中指示：“向前同志即利用整訓期間來后方休息，本月中旬后，先來華北及中央一談。”根據中央指示，徐向前抵達石家莊后，住進了醫院。此時，他的病情已經非常嚴重，呼吸困難，還時常咳血，消化功能也很差。醫生建議他最少休息3個月，但他只在醫院住了半個多月，就前往平山縣西柏坡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1948年10月6日，太原戰役打響后的第二天，徐向前不顧重病未愈，提前出院，晝夜兼程趕往太原前線。10月7日凌晨，他到達陽泉以西的坡頭村，因旅途勞累，病情突然加重，咳嗽不止，頭疼欲裂，不得不暫時停止前行。10月10日晚趕到太原前線總指揮部，他連夜召開太原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部署攻打太原的外圍作戰。在緊張激烈的東山爭奪戰中，他經常躺在擔架上冒著槍林彈雨到陣地前沿巡視，以了解最新戰況，及時調整部署。由于操勞過度，徐向前的病情進一步加重，肋膜炎造成胸部大量積水，高燒不退，連睡覺翻身都十分困難。

　　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周恩來得知徐向前的病情后，立即派兩名醫生趕到太原前線，同時致電徐向前，要他早日回后方休息。徐向前說太原沒有攻克，自己絕不能離開前線。后經周士第等人反復勸說，他才同意暫時到榆次峪壁村小住，一面治病，一面繼續指導太原前線的工作。1949年3月，彭德懷由西柏坡去西北戰場途經太原時，專門去峪壁村看望徐向前。徐向前因病重無法到前沿陣地指揮作戰，故挽留彭德懷參與指揮攻打太原，經請示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得到批準。

　　太原解放后，為了總結太原戰役的經驗，徐向前強忍病痛，查看繳獲的大量軍事檔案，并前往雙塔寺等重點要塞查看。之后，他在審定太原前線委員會戰后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親筆加上了這樣一段話：“大勝后容易驕傲，有成績也就容易掩蓋缺點。故各部均應于整訓前三評工作中，著重注意自己尚有缺點的研討與發現弱點！”徐向前指示太原警備區，一定要依靠人民把太原“接好、看好、交好”。他說：“我們攻打太原，解放太原，就是要讓人民來接管太原，他們才是歷史的主人。”

　　徐向前帶病指揮作戰，感動了他身邊每個人。一位同志寫道：“共產黨人就應該是這樣的：任務重于生命！你說到了，也做到了！在太原前線，身體力行。你不能吃也不能動，卻硬逼著我們將你抬到前線，因為黨的任務還未完成！生命是最珍貴的，對每個人只有一次。你病成那個樣子，發著高燒，而心中裝著的卻是黨的使命！”

　　“父親一旦確定信仰決不隨波逐流，而是執著地追求真理。”徐小巖告訴記者，“父親參加革命后，只回過四次家鄉，其中兩次的意義尤為重大。”1937年，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中央決定派徐向前隨同周恩來、彭德懷一同去做閻錫山的工作。經商榷，閻錫山最終同意成立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這一次，徐向前只在家鄉停留了3天。解放戰爭時期在山西戰場作戰，則是徐向前最后一次回家鄉。他率領華北野戰軍第1兵團解放了山西全境。“父親用解放山西這樣的特殊方式，回報了養育他的土地。”徐小巖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徐向前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此后長期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軍委委員等職，1955年被授予元帥軍銜。粉碎“四人幫”后，徐向前出任國防部部長。1985年，他主動提出辭職，為廢除干部職務終身制做出了表率。

　　徐向前十分關心祖國的統一大業。1984年，黃埔軍校同學會成立，徐向前擔任首任會長，這也是他晚年擔任的唯一職務。他的愛國熱忱和維護祖國統一的堅強意志，感動了海內外的黃埔同學。在他的感召下，許多臺灣和海外的黃埔同學都成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積極支持者。1988年創刊的《黃埔》雜志，特選用徐向前元帥親手書寫的“黃埔”兩字作為刊名。30多年來，《黃埔》雜志一直認真實踐徐向前元帥提出的“為黃埔同學立言，為祖國統一盡力”的辦刊宗旨，在引導黃埔同學發揚黃埔精神，開展反“獨”促統工作，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生光明正大，從不為己訴曲

　　徐小巖的母親黃杰也是黃埔軍校的學生。黃杰報考了國民革命軍武漢軍政干校女兵隊。這所學校，是國民革命軍北伐到武漢后，在原廣州黃埔軍校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由于黃埔軍校在廣州辦了5期，因此曾長期在黃埔軍校任教的葉劍英元帥親切地稱它為“黃埔六期”。徐小巖告訴記者，他清楚地記得，小時候母親帶他去看電影《趙一曼》，電影結束時，一向性格堅毅的母親滿臉是淚，把他嚇了一跳。母親告訴他：“這電影中的主人公趙一曼烈士，就是媽媽當年在武漢黃埔6期時的同學……”

　　作為家中的獨子，徐小巖雖然和父親在一起的時間最長，但每當有人問起“首長”父親的非凡之處，他總是無言以對。“可能這就是父親，他在家中很平凡，我絲毫感受不到父親是多大的官，我們的相處就像其他普通家庭的父子一樣。”

　　徐小巖說，“公私分明”是家中永恒不變的家規，“我的父母是這樣要求孩子們的，也是這樣要求自己的”。

　　“父親雖是軍人，平時話不多，但對母親卻非常體貼。”徐小巖回憶道，每次同母親散步，平日走路大步流星的父親，總會特意放慢腳步。“母親晚年用的拐杖，也是父親特別制作送給母親的。他怕竹拐杖太滑，專門找來膠條，一圈圈地纏在上面，還專門在拐杖底下安上防滑的橡膠頭……”在徐小巖記憶中，疼愛歸疼愛，即便母親，每天也都和普通人一樣坐公交車上下班，從不使用父親的專車。

　　人們提起徐向前，總忘不了他“布衣元帥”的稱呼。他一生簡樸，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他80歲高齡，對家中用的每一滴水、一滴油、一度電都非常注意。“五谷雜糧、粗茶淡飯，父親吃了一輩子。”每年春天，榆樹結了榆錢，柳樹發了嫩芽，徐向前都會叫炊事員采來“加菜”。“我愛人第一次到我家吃了‘野菜席’，回去以后還鬧了笑話。她母親問她在徐老總家吃了什么？她老實地說，‘說不清是啥，就記得吃了‘一堆草’。”說起這些往事，徐小巖感慨不已：“老一輩的這些品質，真的值得我們反思。”

　　有一年夏天，徐向前在北戴河療養，胡耀邦等幾個老部下前去探望，徐向前留他們吃晚飯。“一大鍋稀飯，再放一點面條、大塊土豆、豆角和一些肉一起燉，大家就穿著背心，‘呼嚕呼嚕’地吃開了。這就是當年的高級領導人聚會。”回憶起當時的情景，徐小巖記憶猶新。

　　上世紀80年代初，大別山老區的幾位同志來北京看望徐向前，當時徐向前已經生病，在躺椅上接待了他們。老區來的同志擔心他的身體，一開始只報喜，不報憂。徐向前越聽越不高興，問道：“群眾生活到底怎么樣？有沒有吃不飽飯的？”這一問，頓時冷了場。最后，一個小伙子告訴徐向前：“您還記得七里坪吧？我們下去做調查，那里群眾生活依然很苦，有個姓王的，全家7口人，只有6個碗……”徐向前聽了，不自覺地從躺椅上慢慢坐了起來，嘴里喃喃重復著“7口人，只有6個碗……”徐小巖告訴記者，打那之后，父親一直悶悶不樂，一談起老區人民，滿是愧疚之情。后來，他向黨中央提交了一份《關于請關注老區建設的意見》的報告，得到了黨中央的重視。國務院老少邊窮地區辦公室應運而生，統一部署幫助老區人民脫貧。

　　大別山老區同志走后沒幾天，是徐向前82歲壽辰。“父親那天發了很大的火，因為我們要給他做壽，他一再念叨，還有‘7口人，只有6個碗’的老百姓！那以后，父親再也沒有過過生日，只是85歲大壽時，和身邊的工作人員一起照了張合影。”

　　銘記家風傳承

　　投身黃埔走上革命道路的父母，對后輩的教育始終抓得很緊。1947年，徐小巖在解放戰爭的炮火聲中，于山西長治呱呱墜地。那年，任晉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的徐向前已經46歲，在家鄉的土地上喜得貴子，他興奮地將兒子的小腳丫含在嘴里。徐小巖上小學時，全家已經來到北京，住在史家胡同。

　　“我那時在八一小學讀書，同學中大部分可以說都是干部子女，也有互相攀比誰的家長官大的，但我對此毫無概念，不知道‘首長’具體是多大的官，也沒有覺得有什么特權。”徐小巖只知道，他從家里到學校的路程很遠，步行要一個多小時，坐公交車要倒一次車，車費兩毛五分錢。“每次家里會給我3毛錢，但因為嘴饞，在放學路上，我經常把車費拿去買了吃的，于是只能步行回家。”有一天，徐小巖一直走到晚上7點才到家，天都黑了。徐向前見到兒子，著急地詢問晚歸的原因。“我說因為肚子餓，用車費買吃的了。父親沒有責備我，但也沒有改變規定，依舊是只給3毛錢車費。”

　　在父親潛移默化的影響下，徐小巖一直以高標準嚴格要求自己，通過勤奮學習，最終在25歲時以優異的成績被保送進入清華大學。大學畢業后，徐小巖又前往加拿大進修，專門學習計算機方面的知識。徐小巖認為將來計算機必定會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加拿大的那幾年，徐小巖見到了西方世界的繁榮，他很震驚，也很羨慕，但是他并不留戀，他的夢想是：有一天，讓中國人民也過上這樣富足的生活。從國外學成歸來后，徐小巖進入國家研究所工作，專門研發中國第一代漢字計算機。對于微型計算機的開發，徐小巖可以算得上是我們國家最早的那一批人之一。一次偶然的機會，徐小巖接觸到了因特爾計算機處理器，當時他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可惜國外管控比較嚴，國內也沒有任何的資料可以參考。無奈之下，徐小巖的團隊只能照著說明書進行研究。經過眾人的努力，硬是在計算機處理器中塞入了漢字系統，國家軍用的第一代計算機處理器就此誕生。上世紀90年代，徐小巖成為解放軍通信部部長，47歲時獲得了少將軍銜。2011年，59歲的徐小巖擢升中將。徐向前功勛卓著，徐小巖也沒有令自己的父親和國家失望。

　　徐向前一生性格耿直，很反感言行不一的人，曾寫下“言之貴在于行，行之貴在于果，大小事皆然”的警語，表明做人、做事的立場。他最厭惡靠阿諛奉承和搞小圈子向上爬的人，這點對徐小巖影響很大。“我在總參通信部做了6年的部長，在我任內成長起來的副師以上的干部就有近百人，但是誰也不會說我有什么圈子，提拔過哪個大家都覺得不應該上的人。我覺得這點還是繼承了老爺子的作風，做事對得起良心。”

　　在徐小巖家的客廳中央，掛著一幅徐向前補衣服的油畫。“這是父親有一次補衣服被抓拍了下來，之后一位畫家看到照片，專門畫了這幅作品送給父親，我們就一直掛著。”徐小巖告訴記者，“父親愛好很廣泛，通攝影、喜戲曲、會樂器、能縫補、善手工、愛讀書、好書法……他熱愛生活，熱愛家庭和子女，所以我們在他身邊享受到了充分的家庭溫暖”。徐小巖忘不了父親為自己縫扣子。“紅軍時代，身為總指揮的父親就自己縫補丁。小時候，頑皮的我住校一周回來，扣子總是掉光了，父親就把細線搓成幾股，把扣子縫得相當結實，以至于后來扣子磕掉了一半，另一半還牢牢掛在衣服上。”

　　“在物質匱乏的年代，父親還給我們做過木頭的玩具小手槍，還會用撲克牌做望遠鏡。父親還特別喜歡小動物，長征時，他的馬背上就馱著一只猴子……”

　　徐帥的家風，在每一位后代中都得到了傳承。徐小巖的大姐徐志明后來當了醫生。“別人都說，以大姐的資歷，應該安排個領導職務。但直到退休，她還是個普通的醫務工作者。二姐徐魯溪，是我們幾個孩子中最聰明的，她從中國科技大學畢業后，考入中國科學院讀理論物理碩士，是我國第一代研究生。她主持的項目，還曾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很長一段時間里，二姐一家三口都擠在8平方米的小屋子，后來趕上單位調整住房，父親好一頓‘審問’，‘審’得二姐委屈得差點哭了，直到了解確實是單位正常調房，父親才安下心來。妹妹小濤也是一位平凡的醫務工作者。”

　　徐小巖永遠忘不了1990年6月，父親因為肺結核住院治療的那一天。“出門前，父親無比留戀地望著小院，輕聲說‘這次去，就不回來啦……’此情此景，我一想起來就鼻子發酸。”住院后不久，徐向前發起了低燒，病情日漸加重。也許知道自己的時日不多了，去世前一個月，他在醫院里鄭重地給兒女留下遺言：“我死后，一不搞遺體告別，二不開追悼會，三把骨灰撒在大別山、大巴山、太行山和河西走廊。你們要永遠跟著黨走，言行一致，說到做到！”

　　深入研究軍史，喚回“紅軍精神”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明代民族英雄、政治家于謙借一首《石灰吟》托物言志，表達了自己為國盡忠，不怕犧牲的意愿和堅守高潔情操的決心。徐小巖說：“父親非常喜歡這首詩，總是用它教育我們從小要清白做人，清白做事。”隨著年齡的增長，徐小巖似乎越來越能讀懂和體會父親。

　　在父親等老一輩人簡樸生活的熏陶下，徐小巖一直非常關注軍隊的作風建設。目前，中央和軍委的嚴抓嚴管讓徐小巖感受到了身邊的變化。“像我父親那一代人，怎么可能出現爬山時就封山、不讓其他人走這樣的事情？那是絕對不可以的，不能容忍的。他們那一代革命者是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在斗爭最艱苦的時候是人民群眾養育了紅軍，支持了革命。”

　　徐小巖回憶，父親在外地療養時，發現外出有警車開道，非常不高興，說：“我是來休養的，也沒有什么急事，為什么要打擾群眾？”從此再也不許警車開道了。由于交通擁擠，車子有時走得很慢，他之后索性減少了外出。

　　徐向前平時很喜歡看電影。但他發現，每次去大院看電影，他一進來，全體指戰員都會起立歡迎。他晚到，就推遲播放。于是，他索性偷偷跑到家附近的電影院，等電影開始了，才悄悄地走進去。“他們那一代人，和人民是血濃于水的關系。我想，這也是習近平主席的切身體會，畢竟我們的父輩都是這樣過來的，這也是他血液里的東西。”

　　這些年，已經退休的徐小巖一直在深入研究“紅軍精神”，希望盡己所能弘揚紅色文化。他曾深入四川阿壩藏區金川縣考察。紅軍長征時，在那里建立過一年多的蘇維埃政權。讓徐小巖震撼的是，數十年過去了，在當地民眾心中，紅軍依然有著崇高的地位。由于路途遙遠，徐小巖到當地時，天色已晚，但當地藏族老鄉都穿著過節的民族服裝，一直殷切地等著見徐總指揮的后人。

　　“這么多年過去了，當年支持紅軍創建蘇維埃政權的那批藏民肯定早就不在了，但紅軍的事跡在民眾之間口口相傳，一代代傳播著這種精神。”徐小巖深受感動，他還記得當時在途中遇到塌方，一個當地孩子給家里打電話，說他和紅軍的后代在一起，讓家人放心。“那種信任和感情，值得我們反思。一個政黨在那么艱苦的條件下是怎么贏得民心的？紅軍從川陜出去后，條件那么困難，到了當地，藏民覺得他們來了就是真心為民，就這么一條。這些歷史我想記錄下來，這是我還能做的。”

　　在徐小巖看來，歷史有多面性，需要研究，也需要百家爭鳴。“你不深入研究，不講清歷史的真實情況，就不能掌握話語權，就可能使敵對勢力有機可乘。相反，我們好好研究我黨我軍革命的艱辛歷程，才能講清楚我們為什么走上今天這條道路。研究我們犯了哪些錯誤，原因在哪里，才能取信于民。”

　　采訪結束時，徐小巖告訴記者：“父親出身黃埔，他們那一代人身教勝于言教。正如黃埔軍校大門上掛著的那副對聯‘升官發財請往他處；貪生畏死勿入斯門。’這句話，今天我們的每一個共產黨干部都應該做到。這也是對父親120周年誕辰的最好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