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1925—2017)，祖籍山東安丘。1942年從北京“山東中學”進入設在西安的中央戰時工作干部訓練團(前身為戰干四團),被編入學生總隊第3大隊第3中隊(黃埔18期),成為黃埔政治科結業生。參加豫中會戰，在潼關激戰3個月。1944年報名參加中國遠征軍，在印度蘭姆伽訓練基地訓練7個月，成為汽車兵團的上士班長。1945年冬，回到南京。

　　1946年，回到山東，考入山東大學文史系。1950年，大學畢業，分配到青島鐵路職工子弟中學教書，并獲青島市優秀教師等多項嘉獎，被推選為青島市四方區第4屆政協委員。1988年加入民革，擔任山東省黃埔軍校同學會理事會副會長，青島市黃埔軍校同學會理事會會長，屢次被評為山東省黃埔軍校同學會先進工作者。退休后繼續從事業余教育工作，并與他人合作出版了長篇紀實文學《師出印度》。

　　1942年,我17歲，就讀于北京（當時叫北平）私立山東中學。這已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第五個年頭。古老文明的北平已成為一個“木屐世界”，日本兵車在大街上橫沖直闖，趾高氣揚的日本兵和日本僑民隨處可見。當時，北平市民吃的是一種用橡子和花生殼合成的“混合面”，既少營養又不易消化，即使這種劣等食物也經常短缺。我所在的學校有日本教官，實際上是學校的“太上皇”。他們可以任意體罰、毆打學生。師生稍有不滿言論，即刻送往憲兵隊長期關押。精神上的折磨更使人忍受不了，強迫學生效忠天皇，為“大東亞戰爭”做貢獻。凡此種種使血氣方剛的我深深感受到當“亡國奴”的恥辱。精神上的重壓更促進了民族意識的覺醒。幾個要好的同學經常在一起談論侵略者的暴虐，大家下定決心有機會一定投身于抗日救國的行列中去。一天，蘇州胡同小學的一位教師悄悄告訴我們，說他可以介紹我們去西安報考軍校，并可以向我們提供去西安的秘密通道。事后才知道，這位小學教師正是西安軍校派往淪陷區招生的工作人員。

　　1943年寒假期間，我和山東中學的龐毓江、楊佐棠、李文川等同學按照提供的通道，先從北平乘火車到河南新鄉，然后徒步經焦作到達博愛渡口，乘木船冒著生命危險于夜間橫渡黃河到偃師，輾轉三天到達當時華北唯一尚未淪陷的城市洛陽。從洛陽再乘火車到西安。費時半個月，行程萬里，幾經艱險，終于完成了從淪陷區到達大后方的旅程。我們的心情就像一個棄兒又重新回到了母親的懷抱。

　　抵西安后即進入了戰干四團。我被編入學生總隊第3大隊第3中隊。當時的戰干四團由蔣介石兼團長。胡宗南兼教育長。副教育長葛武棨，總隊長包介山，都是黃埔早期的畢業生，蔣介石的嫡系。中隊長韓永平是跟著馮玉祥打過仗的西北軍，人很粗魯，對學生訓練要求很嚴格。訓完話后要問一句：“懂不懂？”大家齊聲回答“懂！”才罷休。韓隊長是少校軍階，但樸實得像大兵一樣。大家背后都昵稱他為“懂事長”。

　　戰干四團的全稱是中央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干部訓練團第4團。早在1938年秋，以中央軍校七分校政治訓練班、學員隊、鳳翔女生隊為基礎，加上胡宗南第17軍團各軍、師的文工隊、敵工隊等機構合并成立的。七七事變后，平、津、滬、寧等大城市相繼淪陷，抗日烽火燃遍全國，青年學生不甘心當亡國奴，成群結隊從日占區投奔大后方。國民政府分別在湖北武漢、河南雞公山、江西鄂州、陜西西安各地辦起了戰干第一、二、三、四團。4個戰干團中，四團成立最晚，但規模最大。人數最多，延續時間最長。其它3個戰干團都在1942年前合并于中央軍校及分校。戰干四團一直辦到抗日戰爭勝利后才結束。其畢業生都取得戰干團和軍校的雙重學籍，納入中央軍事院校系統。

　　戰干四團地處西安小南門外，占用的是張學良辦的東北大學舊址。東北大學原在沈陽，由張學良任校長，九一八事變后，遷到北平。1936年，東北大學理學院遷到西安。張學良動用15萬大洋修建東北大學校舍，所以教室、宿舍的條件都很好。抗戰開始后，日軍一度逼近潼關，東北大學遷至四川三臺。空出來的校舍就由戰干四團接收使用。我到戰干四團的時候，看到宿舍很整齊，大禮堂和辦公樓外就是一排排紅磚壘成的宿舍群。演兵場也很開闊。新兵入伍后有3個月的基礎訓練。每天聽號聲起床，匆忙洗漱后就集隊跑步。繞著操場跑十幾圈后才用早餐。餐后略事休息就按照步兵操典在操場上演習。教官和區隊長都是早幾年的軍校畢業生。帶隊訓練一絲不茍，要求很嚴格。他們的口頭禪是“演習場上多流汗，戰場上才能少流血”，大家也都信服。軍事操練完成后，下午就在教室里上政治課、文化課。學生每一個人一個小馬扎、一塊小木板，小木板平鋪在膝蓋上可以書寫記錄。政治課有總理遺教、領袖言行、國際國內時事等。

　　由于對抗日前途的關心，大家比較愛聽時事課。給我留下較深印象的是連震東教官，他的講課最受歡迎。連震東時年40歲左右，身材高挑，穿一身褪了色的黃布軍裝。他講課深入淺出，對日我雙方的軍力部署、戰事消長，戰爭前途分析，鞭辟入里，引人入勝。我后來才知道，連震東教官家是臺灣的旺族，其父連橫是臺灣著名史學家。連震東教官曾留學日本，洞察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野心，回國后一直從事抗日愛國的宣傳教育工作。順便提一下，連震東的兒子連戰當年在西安讀小學，抗戰勝利后全家返回臺灣。

　　另一位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方鎮中教官。他本在法國留學，抗戰開始由法國回國。人長得威武俊朗，課講得好，在戰干四團擔任少將副總教官，深受同學們尊崇。方教官對國際形勢的分析深刻透徹，耐人尋味，開闊了我們的視野，鼓舞學生在世界大變局中樹立抗日必勝的信心。

　　葉鼎洛是文化課教官，是位頗有名氣的小說家。他上課時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雖講課照本宣讀有些古板，但小說寫得纏綿悱惻。他講課的認真態度也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戰干四團有歌詠、戲劇、話劇等文藝宣傳隊，利用節假日，在團內演出，有時也到西安各單位演出。歌詠隊經常演出的是一些抗日救亡歌曲。如《松花江上》《大刀進行曲》《義勇軍進行曲》等。新入伍的學生由歌詠隊派人教唱《黃埔校歌》和《滿江紅》等歌曲。學生每天起床和就寢前都要集隊點名，早起點名唱《黃埔校歌》，首句是“怒潮澎湃”，晚點名唱的是《滿江紅》，首句是“怒發沖冠”，這“二怒”歌我們天天唱。從早到晚，高亢嘹亮的歌聲給枯燥乏味的軍事訓練生活增添了一些激情。戲劇隊最為轟動的演出是豫劇《木蘭從軍》。當時，豫劇名家常香玉風華正茂，她領銜的豫劇團在西安市劇院長演不衰，而《木蘭從軍》能連續演幾十場，很受歡迎。戰干四團的戲劇隊把這出戲移植過來，經常在團外演出，鼓舞熱血青年參軍報國。

　　抗戰時期，由于物資極度匱乏，軍校學生的生活非常艱苦。穿打補丁的舊粗布軍衣，打綁腿。腳上穿用布條編成的“草鞋”，腳趾和腳跟都露在外頭。早飯是稀粥咸菜，中、晚飯各有一個半斤重的“杠子饃”。魚、肉是根本見不到的。但各中隊也盡量想些辦法改善生活。有一次，輪到我擔任中隊的生活干事，奉命和另一位同學到幾十里以外的咸陽趕集。在牲畜市場上以低價買回一頭已不能耕地的老黃牛，牽回來交給伙房殺掉了，光是出售整張牛皮就夠本了，牛肉算白吃。說實在的，這條老牛身上剝不出多少肉，而且久煮不爛。但我們年輕，不怕吞不下去。連續幾天，我們全隊就靠這老牛肉“打牙祭”。戰時生活條件的艱苦可見一斑。

　　由于條件的限制，戰干學生不能經常洗澡，又缺少襯衣可換，一到冬天，人人身上都長滿了虱子。我們對這種騷擾人體的虱子恨之入骨，稱之謂“日本蟲”，以摸出來把它掐死為快。這種“日本蟲”極易引起皮膚病的傳播，不少人因之染上疥瘡。當時醫療條件很差，只能抹點茶水，也起不到治療的作用。各中隊想出一個辦法，就是批準生疥瘡的學生去華清池溫泉治療。華清池在驪山北麓，離西安不過20公里路。華清池溫泉水含多種礦物質，有消毒去癬的功效。我們去泡溫泉，自帶干糧，住在破廟里。我們當然撈不著去當年唐明皇“春寒賜浴華清池”的貴妃池享受。而是在山坡上的一處不收費的“大眾浴池”浸泡，一天能泡上五六個小時。不幾天，身上的疥瘡居然完全落痂了，大家才又歡天喜地地回去。抗戰時期，能在勝地華清池消閑幾天，泡溫泉治好頑疾，也是軍校生活的一段佳話。

　　1944年春夏之間，日軍以10個師團的兵力發動了豫西戰役。5月1日攻陷許昌，25日洛陽失守。5月底，陜州和靈寶兩大重鎮又相繼淪陷。靈寶西距潼關90公里，是潼關的門戶。如果潼關被攻破，那么西安則無險可守，大局堪危。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胡宗南派出堅兵強將，阻敵于潼關之外。經多次拼殺，終于在6月中旬收復靈寶、虢略鎮兩地，大局才算暫時安定下來。

　　在豫西戰役開始階段，戰干四團就動員學生組成戰地工作隊，開赴抗日最前線。記得我們是在端午節前一天到達靈寶，當時敵軍剛剛退去。靈寶縣城百業俱毀，十室九空，一片凋零。我們組成救護隊、搶修隊、宣傳隊深入到城鎮及各鄉區，做些救助安撫工作。我在學堂給孩子們上過課，還編寫活報劇《仇與恨》，組織人員在街頭巷尾演出。因為幾十公里外就是日軍陣地，上課或演出的時候，還能聽到陣陣槍聲。我們工作隊員配有槍支，個個都是射擊能手，戰斗意志高昂，也隨時準備和膽敢來犯之敵搏殺。

　　從靈寶出來，我們戰地工作隊又在潼關駐扎了一個多月。潼關地處陜、晉、豫三省交界處，是關中地區的東大門，背倚華山，下臨黃河。黃河對岸就是山西的風陵渡。我們在潼關和日軍隔河對峙，時刻能聽到對岸日軍的槍炮聲。我們守在潼關高處，油然產生“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英雄氣概。在靈寶和潼關，我們接受了戰爭的洗禮，增強了抗敵的意志，真刀真槍，面對強敵，發揚不怕死的愛國精神，這種氣氛在軍校演練場上是無法體會的。在前線，胡宗南以西北統帥的身份對戰地工作隊全體隊員進行檢閱。這位五短身材的將軍講話聲調頗高，勉勵大家奮勇殺敵、報效國家。我們每個隊員都為自己能阻擋日寇于潼關之外而感到無比自豪，愛國熱情空前高漲。

　　我們戰地工作隊從前線回到戰干四團不久，就遇上了以“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為號召的青年從軍熱潮。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發，美、英對日本宣戰，世界戰爭的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的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匯合在一起。此后一年多的時間里，日軍先后攻占東南亞各國，完成了對中國的大包圍，也直接危害到英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利益。由于英國在緬甸的駐軍力量薄弱，要求中國進軍緬甸。美國駐重慶的史迪威將軍也建議中國組成遠征軍入緬協同作戰。當時，我國海港已被日軍全部侵占，以緬甸仰光為起點經曼德勒、臘戍、畹町到達昆明的滇緬公路是中國與國際交往的唯一通道，這條大動脈一旦被切斷，抗日戰爭將更加艱險。中國遠征軍在這一背景下，于1941年12月11日以10萬兵力開赴緬甸對日作戰。

　　入緬作戰的遠征軍英勇頑強。但在與英軍協同作戰中，由于下級軍官和士兵的外語交流能力和文化素質都很差，很難適應戰場上的變化和需要，也不能掌握新式武器的使用。1943年，陳誠出任中國遠征軍司令官，要求軍委會補充有一定文化素質的兵源，這就掀起了知識青年投筆從戎的浪潮。1944年初，四川軍管會秘書長徐思平在三臺東北大學講話，要求學生自動服兵役，從軍抗日。當場就有許多學生申請參軍。第二天，徐思平又召集中學以上學生2000余人講話，當場又有男生200余人，女生30余人請纓。青年學生慷慨激昂的愛國熱情促使當局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在全國開展聲勢浩大的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在從軍熱潮的推動下，戰干四團從上到下也積極行動起來。自1944年10月起，在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就有三四百人報名從軍。原因是：當時戰干四團的學生中，大多數是從淪陷區各大中院校流亡出來的熱血青年。這些人單純熱情，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恨之入骨，現在有了從軍報國的機會，大家當仁不讓，愿意早日奔赴抗日前線與敵人血拼到底。

　　在報名從軍的人員中，還有不少是具有軍銜的干部。有一位中校大隊附，名字我想不起來了，30多歲，堅決報名從軍，他說：“摘下軍銜、放下架子、從兵干起。國難已到了最后關頭，發揚不怕死、不愛錢的黃埔精神，殺敵報國、革命到底。”這番講話使聽眾感動得熱淚盈眶。我記得，經批準從軍當兵的校尉級軍官就有十多位。就是在這激情昂揚日子里，我和同隊的李佩榮等多位同學，生死結盟，共同從軍。戰干四團批準我們提前畢業，頒發配劍和證書。1949年11月，我們乘飛機越過秦嶺到達云南沾益大營房，然后乘美國軍用飛機越過“駝峰”到達印度的蘭姆伽訓練中心。經過培訓，編入中國駐印軍汽車兵團，馳騁于中、印、緬戰場。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我們才沿著新打通的中印公路返回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