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那年我8歲，我啟蒙早，讀小學3年級，很喜歡聽老師講打日本的故事。14歲，我在成都南薰中學初中畢業升高中，期期都考全班第一。高中讀了1年，家里供不起了，寫信叫我回去種莊稼。我自作主張到成都新南門趙良清開辦的華蓉汽車修理廠當學徒，這在當年算是“高科技”行業。

　　日本飛機轟炸成都，皇城壩一帶被炸得遍地瓦礫，大家經常躲警報。當時修汽車沒有舉升機，全靠人鉆到地溝下面去修，所以別人跑警報，我就鉆到地溝下面干活。看著日本飛機的橫行霸道，我下了決心：一定要參軍，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

　　1944年底，華蓉汽修廠門口的木電樁貼了一則啟示：“黃埔軍校第一預備學校招生。校址：新都寶光寺側；文化起點：初中畢業或相當于初中畢業。”我報名參加了入學考試，不到一個月就收到了錄取通知書。

　　“怒潮澎湃，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1945年3月，我16歲，我們高唱黃埔校歌，迎來了黃埔預備學校開學。我驚奇地看到很多外國老師，其中不少還是各國著名大學的教授。聽完開學典禮才知道，這些外國老師都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志愿者，來中國支援抗戰。蔣介石仍然親任新都預備學校校長，日常教務由教育長鄧樹仁少將負責。

　　預備學校學制3年，主要學習文化基礎課程，兼學部分軍事課，我記得的課程有幾何學、高等代數、物理、化學、國文、地理、總理言行、建國大綱、步兵操典、當代兵器、陣中勤務，等等。

　　我記得幾何學老師是個美國人，他畫圓、橢圓、三角從來不用規尺，畫出來的圖與用規尺畫的一樣，非常佩服。高等代數老師是個美國教授，大胡子，有一次他在課堂上說：“數學是科學之母！”下課了我們就問他：“老師您說數學是科學的媽媽，那誰是科學的爸爸呢？”教授悶了一會兒，捋了捋胡子說：“你、你、你們都可以是科學的爸爸。”這話一下把我們蒙住了：“老師，此話怎講？”老師說：“你可以把數學看成一個姑娘，學好了數學就相當于贏得了她的芳心，然后你帶著她去做事，取得了科學成果，你就是這個科學成果的爸爸！數學就是它的媽媽！”教授把我們說得哄堂大笑。笑歸笑，教授把高深莫測的數學與科學的關系，用一個類比詮釋得如此清晰明白，過了幾十年我都記憶猶新。

　　同學們對學習幾何學的立體解析幾何、球面三角普遍感到吃力，我和1隊10個同學合編的“立體解析幾何”題解，送到校部，每人獲獎500萬元（約今5000元）。學校除開設英語課，還可選修俄、日、德、法語種。預備學校3年，我都被評為“勤學學生”。

　　我們預備學校經常每周一都要從新都寶光寺行軍18公里（3個小時）到成都北校場黃埔軍校本部去參加朝會，列預備學校方隊。學校還有兩個維吾爾族區隊。正如2014年整理出版《黃埔軍校建校九十周年史料匯編》第350頁記載：“軍校召開校會、慶典時預備班全體官生背上行裝前往成都本校參加，有時一日，有時數日，晚上官生住宿在文殊院的佛堂和廊檐下，如遇雨天，寒氣襲人，住廊檐的學生只得裹緊薄被，等待天明。”因太辛苦，第二年預備學校從新都遷入成都北校場黃埔軍校內。

　　我們預備學校學生照常進行軍事訓練、站崗，發槍支、子彈，學習使用多種槍械，射擊、投彈、摸爬滾打等單兵技能一樣不少。我們在認真學習先進科學知識的同時，也隨時準備著上戰場同日本鬼子浴血奮戰！1945年8月15日，日寇無條件投降。我們在校園里敲鑼打鼓，徹夜歡呼，慶祝勝利。

　　1948年7月預備學校畢業，轉入黃埔軍校本部22期學軍事專業課。黃埔預備學校只辦了我們這一屆，共865人。大部分在成都北校場校本部步兵科學習，番號3總隊，住西苑，小部分轉到海軍（要求外語好）、通訊情報等其他軍科學習。3總隊的總班主任是徐幼常少將。我們22期3總隊在校學習達5年，是黃埔史上在校學習時間最長的畢業生。

　　1949年9月27日，校長關麟征主持黃埔軍校22期畢業典禮，他的演講題目是《行為教育與為將之道》。畢業后我們約三分之二的同學，在地下黨上校教官肖步鵬領導下起義，參加了解放軍。約三分之一的同學去了臺灣：羅本立任參謀總長、一級上將；黃幸強任陸軍總司令、二級上將；王多智任陸軍副總司令、二級上將。還有很多同學成為中將、少將。

　　2009年9月，在成都百花潭公園召開黃埔軍校22期畢業60周年同學會，臺灣同學代表15人、大陸同學代表75人參加。相隔60年再重逢，大家親密無間，暢所欲言，談黃埔時光，談祖國變化，談家庭子女，談健康養生，談和平統一。臺灣同學告訴我們，臺灣的黃埔同學、后代、家屬都是支持祖國和平統一的，都是急統派。2014年春節，臺灣黃埔同學來電話說，馬英九春節前看望前輩老同志，有黃埔同學問馬英九：“您執政2屆6年，現在時機這么好，您為啥還不與大陸開啟政治談判，談和平統一議題，您在等什么？”馬英九不接話，有同學還罵了人。

　　現在我們海峽兩岸的黃埔同學，都在為兩岸早日達成和平統一共識而積極努力。大家共同的、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親眼看到祖國和平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