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經廣東黃埔軍校同學會何季元會長熱心牽線，美籍華人、著名美國醫學專家李若梅女士將其珍藏50多年的40余件父親李其芳先生物品捐贈給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據李若梅女士講述，其父李其芳于1953年病逝于東馬來西亞的亞庇，這批物品由她母親帶到美國，1960交給她保存至今。該批文物的時間跨度從民國建立之初到20世紀四五十年代，包括紀念章、委任狀、信函、聘書、證書等多種類型，其中最為珍貴的，是孫中山先生委任李其芳為黃埔軍校第1期軍醫部主任的薦任狀套件。

　　薦任狀套件包括薦任狀封套、信封、薦任狀一套三件。薦任狀為長方形，尺寸縱42.6厘米，橫50厘米，銅版紙，四周邊框印有褐色裝飾花紋。方框內的左下角，有一手寫豎行小字“薦字第貳陸零號”，為公文文號。方框內的右下角，對稱有一紅色名章，“監印李祿超”。正文如下：

　　任命狀

　　任命李其芳為陸軍軍官學校軍醫部主任此狀

　　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一日

　　薦任狀上蓋有紅色“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之印”的方形印鑒。

　　裝薦任狀信封為大本營秘書處格式信封，紙質為夾宣，封套邊緣有少少裂痕，右上角處有些微破損，露出里面的褐色牛皮襯紙。信封正反面印有藍色方框，正面內容如下：

　　內薦任狀壹件送

　　陸軍軍官學校軍醫部主任李其芳臺啟

　　大本營秘書處

　　背面的藍色大方框內，有發文的時間，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一日，具體的年月日也是手寫填入，并蓋有紅色“大本營秘書處之印”的方形印鑒。信封外的封套為杏色宣紙托絹制成，正面寫著“薦任狀”三個大字。

　　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保存最為完整的黃埔軍校第1期教官委任狀。黃埔軍校第1期教官的委任狀極為罕見，目前已知的另外一件是1924年6月何應欽被任命為陸軍軍官學校總教官的委任狀，保存在臺灣國軍歷史文物館。然而，何應欽的委任狀只有文書，沒有信封和封套。李其芳于1924年8月擔任黃埔軍校軍醫部主任，此時據軍校成立僅僅兩個月。這一文物為展示黃埔軍校早期的情況提供了珍貴的物證。

　　做官與行醫——李其芳與孫中山的淵源考

　　孫中山與李其芳的家族頗有淵源。1886年，李其芳的父親李廷琛任廣州巴陵會神道大學教授時，與就讀于博濟醫學院的孫中山相識，二人“每相過從扺掌談改革事”，李廷琛對孫中山的救國雄心和革命志向極為嘆服，“早知孫公之能擔負救國大業也”（陳任扶撰：《李公廷琛傳略》）。

　　從李其芳早年的人生經歷來看，他與孫中山頗有相似之處，兩人都同樣面對著行醫和革命的選擇。中國古語有云“上醫醫國，其次疾人”，“不為良相，便為良醫”。這是中國古代文人的一種理想。孫中山先生最初選擇學習西醫，其初衷亦是為了救人。1886年，孫中山進入廣州博濟醫學院學醫，次年轉入香港西醫書院學習，隨后在澳門和廣東開設診所。然而，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孫中山先生意識到“醫術救人所濟有限”，轉而走上醫國之路，決心“改革中國之惡政治”、“鋤去此惡劣政府”，對中國歷史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對照李其芳的經歷，他于1910年考入上海同濟德文醫學堂就讀。其時正值宣統末年，李其芳因憤于清朝末年政治腐敗、民不聊生，與同學邵驥、郁廷襄等加入敢死團，籌備起義。未及起事，武昌起義爆發。中國紅十字會組隊前往武漢進行救護。李其芳作為紅十字會的官費生，當即加入救護隊一同前往。在武漢期間，李其芳結識了武昌起義領袖、湖北軍政府總監察劉仲文，并受其委托，義務擔任漢口招降員，利用救護隊隊員能自由出入革命軍和清軍陣營的便利條件，設法招攬清軍中傾向革命的軍官投奔革命陣營。在李其芳的策動和協助下，林光斗、李鑒藻、張胥文、王釗等清軍軍官相繼轉投到革命軍的陣營中來。短短數月間，李其芳招降清朝軍官52人，電信大隊軍官9人，醫官5人，士兵多人，為打擊清朝軍隊的士氣，增添革命的有生力量立下了卓著的功勛。此后，劉仲文將投效過來的醫官編組成軍醫處，委派李其芳為軍醫處處長，跟隨北伐軍出師征戰。北伐軍進發至襄陽后，因南北議和，就地駐節，李其芳遂遵照父命，返回上海繼續完成學業。

　　在上海讀書期間，李其芳仍然與革命舊友保持聯系。二次革命時，李其芳雖然沒有親身參與，仍積極支持革命活動，經常幫助革命黨人轉達消息和代為收藏炸彈等武器。護法運動期間，李其芳應老友李烈鈞之召南下參加護法運動，任滇粵桂聯軍總部醫官。護法運動失敗后，李其芳在廣東省長楊永泰的幫助下，獲得官費留學資格，前往德國柏林大學攻讀外科醫學博士，中途改讀內科，獲博士學位（見李其芳自述手稿，原件藏于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

　　在李其芳的前半段人生中，醫學與革命是貫穿其中的二重奏。他懷著推翻滿清、創建共和的理想投身革命，從自己的醫學長才出發，為革命做出貢獻。這段經歷無疑也會使孫中山產生惺惺相惜之感，對李其芳極為關照。1917年，李其芳從同濟醫工學堂畢業后，在上海大慶里開設診所。其間，李其芳經朱執信引見，首次拜謁了孫中山。1923年底，李其芳從德國學成歸國。1924年初返回廣州，在長堤潮音街開設了一間私人診所。4月，李其芳自投名片拜見了孫中山。孫中山見故人來訪，非常高興，特別交代副官馬湘說，他要和李其芳長談，無論什么人來都不接見。整整一個下午，李其芳與孫中山相談甚歡。孫中山為李其芳的精湛醫術所折服，尤其是了解到德國剛發明了一種治療關節風濕的新藥，效果極好時，當即手書推薦信一封，并喚大元帥府財政委員黃昌谷取來500元港幣作為旅費，命李其芳第二天就啟程赴上海，為國民黨元老張靜江治病。

　　張靜江是民國富豪，也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堅定支持者，長期捐助孫中山革命經費，被孫中山稱為“革命圣人”。然而他自小身體瘦弱，18歲時便因患骨痛癥而跛足，行走不便。1924年時張靜江病情已很嚴重，全身癱瘓無法動彈，飲食不能張大嘴巴，無法轉頭看側面的物體。經看診，李其芳認為張的下半身關節已經變形扭曲，無法恢復，上半身的關節有希望通過治療恢復原狀，于是跟隨張靜江到湖州南潯鎮居住治療。李其芳采用德國新藥牛奶精進行注射，第一針下去就收到了奇效，張靜江的上半身關節松開，可以自由活動，但是下半身卻毫無反應。李其芳又繼續注射了幾次，病情沒有再取得進展。遂向張靜江辭行，返回廣州。張靜江非常感激，給孫中山寫了一封謝函，極力贊揚李其芳的醫術，又為李其芳寫了一封給蔣介石的推薦信。

　　7月中旬，李其芳返回廣州，向孫中山詳細匯報了為張靜江治病的情況。孫中山當即聘請李其芳為大元帥大本營醫官，負責孫中山和宋慶齡的看病問診等事務。他語重心長地對李其芳說：“做官不如行醫。你有專業的學識，醫術精湛，我會為你介紹很多病人。我聘請你做醫官也是這個意思。你要專心行醫救人，不要多心參與其他的事情。”李其芳個性單純爽直，不擅長處理復雜的人際關系，孫中山勸其專心行醫，也是出于對晚輩的一片關心愛護之情，為李其芳在醫學和革命之間做了選擇。李其芳終生都記得孫中山的話，從此極少涉足政治，一心鉆研醫術，終成民國的一代名醫。

　　在擔任大元帥府醫官期間，李其芳盡心盡責，孫中山的頭疼病、足底的血管瘤和宋慶齡手掌的皮膚病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孫中山對李其芳也極為信任，與醫學有關的事情都交托給李其芳辦理。1924年7月，孫中山下令要李其芳會同大元帥府總參議、參軍長、衛士隊長、庶務科長等人審理李根生死因一案，這實際上是讓其承擔了法醫的職責。

　　1924年11月，孫中山應馮玉祥之邀帶病北上商談國是。李其芳關心孫中山的身體，原擬隨其前往北京，但被孫中山勸止。旅途中，因不堪奔波辛勞，孫中山的肝病幾次發作。到達北京后，孫中山的病情進一步惡化，經多位西醫診治，試驗了多種治肝藥和手術治療都不見效。1925年2月18日，因西醫治療效果甚微，孫中山由協和醫院轉到鐵獅子胡同寓所，改用中醫治療，還是不見起色。在廣州的李其芳極為關注孫中山的病情，先后提出以雷打治療、瘤貿血清注射等四種療法。1925年3月7日，宋慶齡致電胡漢民，囑其請李其芳即刻北上為孫中山治病。然而李其芳乘輪船剛抵達上海，就傳來了孫中山逝世的噩耗。李其芳聞訊極為悲痛，就近到孫中山上海的寓所吊唁，后又繼續北上，赴中央公園社稷壇大殿內的孫中山靈堂吊唁，并送上挽聯一副：“埋名隱姓勖予早作韓康記侍疾去年進藥也曾勞下問；起死回生舉世竟無扁鵲痛遲來幾日撫棺空自睹遺容”（劉作忠編《挽孫中山聯選》蘭州大學出版社2000年1月版）。在這副挽聯中，李其芳深情回憶了與孫中山相處時的情景，表達了對孫中山的無限追思及最后關頭未能為孫中山醫病的遺憾。

　　孫中山逝世后，李其芳不論執教、從政，始終從事與醫學有關的工作。李其芳曾專門刻了一枚“做官不如行醫是孫中山先生諫我語”的印章，以示不忘孫中山先生的教誨。隨侍孫中山的經歷雖然只有短短一年多，卻是李其芳一生中最為珍貴難忘的回憶。

　　軍醫部主任撤換風波考

　　李其芳與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相識，始于他為張靜江治病返粵后。1924年7月初，李其芳的老友、大元帥府參謀總長李烈鈞在大元帥府設宴為李其芳接風洗塵，林森、譚延闿、廖仲愷、楊滄白、蔣介石等國民黨元老和政要都有出席。不久，蔣介石因患感冒，特意打電話請李其芳到黃埔軍校為其診治，并派電船翼飛號來接。在這次見面中，李其芳將張靜江的推薦信交給了蔣介石。蔣介石當即力邀李其芳擔任黃埔軍校軍醫部的主任，不惜將原來的軍醫部主任宋榮昌降為軍醫部副主任，不久又派宋為長洲要塞司令部主任軍醫。

　　蔣介石對李其芳如此器重，固然是出于對盟兄張靜江的信賴，但更主要的，則是蔣以管理環境衛生為手段進而收塑造人格之效的軍校管理理念，以及由此而引發的對宋榮昌所主持的軍醫部工作極度不滿所致。蔣受早年日本軍校留學經歷影響，非常重視環境衛生清潔和學生疾病等問題。《蔣介石年譜初稿》中記載，1909年冬，蔣入日本高田野炮兵第13聯隊任士官候補生時，就特別指出“而日本軍營階級之嚴，待下之虐，與營內之整潔，皆于此親見之”。有研究者認為，“蔣認為一個人衛生與否，將影響個人行為中的自覺與獨立精神之展現”，“從長官之教導、個人自覺之產生，到塑造一個衛生、負責、獨立的人格與身體，是蔣的一種階段式軍隊化教育理念”（皮國立《抗戰前蔣介石的日常醫療經驗與衛生觀》，呂芳上主編《蔣介石的日常生活》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4年1月版）。從這個理念出發，蔣希望軍醫幫助其達成衛生和身體管理、疾病防控以及戰時救護等功效。例如軍校下級干部在1924年4月26日入校后，蔣介石仍然請校醫逐個詳加檢查，其中“身體過弱的一二人，據醫官說恐怕不能十分耐勞，所以校中不能容納，這幾位最好在校外為黨服務”。5月16日，黃埔軍校舉行清潔檢查，蔣介石在點評檢查結果時特別提到：“在學校里面的食物，統統要經軍醫檢查過，而且是要醫生負責，方敢給你們學生飲食。”5月24日，蔣介石因初入校很多學生生病，專門就衛生問題對1期生訓話，指出“現在校中軍醫、軍需與管理三部，對于這事非常注意，各官長也不分日夜，研究學生避疫的方法，到現在，各官長已經是筋疲力盡了，根本上辦法，還要你們自己來注意，來研究”，要求學生注意衛生，預防疾病。從《蔣介石年譜初稿》所記載的1924年間蔣的日常言行和活動可以看出，在軍校入學后的幾個月內，蔣反復通過訓話、視察、檢查等方式貫徹紀律、衛生、整齊清潔、鍛煉身體、吃苦耐勞等項目。蔣介石曾經說：“軍隊組織的要素有三種，第一是統御，第二是經理，第三就是衛生了……至于衛生，不單醫病吃藥而已，凡是關于飲食起居、動作、氣候、清潔等類，統統包括在內。由此看來，衛生是占軍隊組織要素中最緊要的一部分，如果不講究衛生，就不能成為軍隊了。”（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中國檔案出版社1992年12月版）這段話可視為蔣介石對衛生的代表性觀點。

　　然而，評估軍校第一任軍醫部主任宋榮昌的教育背景及個人經歷，恐很難跟得上蔣的步伐。宋榮昌，字耀初，云南大理人。幼年時因家貧輟學，曾在中醫藥鋪當了三年學徒。辛亥革命后考入天津軍醫學校醫科，畢業后曾在云南講武堂任軍醫，與王柏齡共事。經王柏齡推薦，來到廣州拜見孫中山。當時恰逢黃埔軍校籌辦，宋榮昌被任命為一等軍醫正，參與黃埔軍校籌辦事宜。1924年2月6日，黃埔軍校籌備處在廣州南堤二號成立，宋榮昌任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及軍醫部臨時主任。1924年3月被任命為黃埔軍校入學試驗委員會委員，參與黃埔軍校復試工作。5月12日被正式任命為黃埔軍校軍醫部主任。可以看出，宋的教育和工作都在國內，然而其時中國軍醫組織尚是剛剛誕生10余年的新生事物。1912年南京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后，始在國務院下首次設立陸軍部軍醫司和海軍部軍醫司，客觀上存在著許多不完善之處。宋的知識結構、眼界見識自難令親身體驗過日本軍營先進衛生管理水平的蔣介石滿意。相較之下，具有留洋背景且有實地參與戰場救護經歷的李其芳無疑被蔣視為推行其醫療衛生理念的更佳人選。李其芳在接受黃埔軍校軍醫部主任之職時，與其任命狀同日簽署下達的，還有孫中山令其組建黃埔軍校救護隊的手令（孫中山1924年8月2日的手令：“著李醫官其芳往駐黃埔軍官學校，訓練救護隊。此令。孫文。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二日。”見《中山墨寶》，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可見孫中山、蔣介石對其倚望之重。

　　然而，李其芳身兼數職，異常繁忙，對于軍醫部的工作亦是有心無力。據李其芳在自傳手稿中回憶，他身兼大元帥府醫官、黃埔軍校軍醫部主任、粵軍后方醫院院長三職，每天在黃埔、河南間來回奔波，晚上9點以后才停下工作，經常因工作過晚而留宿黃埔軍校。軍校的學習和生活實行軍事化管理，非常緊張和忙碌，李其芳對此極不習慣。與此同時，撤換風波所導致的后遺癥還在持續。宋榮昌遭蔣介石以強力手段先降職后調任，對接替他的李其芳心懷忿恨，投稿到《現象報》攻擊李其芳。《現象報》的職員陳漢英與李其芳交情很好，他把稿子拿給李看，并保證絕不在報上登載。然而沒過多久，軍校內部亦出現反對的聲音，有人在校內發傳單攻擊軍醫部人員。李其芳個性單純爽直，面對復雜的人事傾軋束手無策，極為苦惱。他以事務繁忙為由提出辭呈，雖經蔣介石多次挽留，仍堅決辭職而去。

　　關于李其芳辭職的具體時間，目前雖未見到直接史料，然而據《蔣介石年譜初稿》所載，1924年10月22日，蔣介石呈請任命王若儼為軍校軍醫處代理主任。可見，李其芳在黃埔軍校軍醫部任職的時間只有短短的兩個多月，如此短的時間，自然難以對軍醫部工作有大的作為。此外，黃埔軍校第1期生于1924年10月畢業，然而翻閱黃埔軍校第1期同學錄，里面竟然沒有軍醫部部門及任職官佐的名字，這顯然與現實情況存在著不相符合之處。這種情況的出現，是否因為從李其芳卸任到王若儼就職之間存在著一段真空期呢？遺憾的是反映黃埔軍校初期軍醫部情況的史料太少，無法對這一狀況做進一步的深入考證。

　　軍醫部作為軍校建校時設立的六部之一，與軍需部、管理部并稱為“后三部”，可見其在軍校組織架構中的重要作用。但黃埔軍校1期的軍醫部，部門設置和承擔的功能還是比較簡單的。此后在蔣介石的重視之下，及軍校規模擴大和戰事的需要，才逐步擴大為分設醫務、衛生兩科，包括陸軍醫院、療養所、衛生隊、醫務所、腳氣病院、診察室的龐大機構。

　　（作者為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