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3日，我們在杭州古蕩訪問了抗戰老兵陳慎先生。陳老是浙江諸暨楓橋鎮人，自幼家學淵藪，祖上世代讀書，曾祖父陳偉是前清舉人，人稱“浙江經學第一人”。祖父陳守真早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書，對《易經》頗有研究。父親陳權（1890-1950），原名崇謙，字伯恭，曾任西北五?。兏是嘟畬帲y量局長。1949年在蘭州隨陶峙岳部起義，解放后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參謀，浙江省工礦廳高級工程師，1950年在杭州大陸高級測量學校校長任上過世。

　　以下就是陳慎先生一生的故事：

　　青少年時代

　　1923年12月25日，我出生在楓橋鎮先后陳村（今先進村），在鎮上駱氏小學讀完高小，在紹興承天中學和戰時中學讀的初中，后來又到金華讀高中。記得1939年11月的一個下午，日寇6架轟炸機飛臨楓橋，輪番轟炸，村里幾百間民房被日軍炸毀，和平寧靜的村落，頓時血肉橫飛，只剩下一片殘磚斷瓦，滿地狼藉，慘不忍睹。楓橋集英小學十多個正在上課的小學生躲避不及，死于炮火。我的母親見狀，不顧安危，跑出去搶救鄰里孩子，也不幸中彈身亡。

　　那年我只有16歲，見到被毀的家園、慘死的母親以及眾多鄉親流離失所，國恨家仇，牢牢地銘刻在心上。

　　臨近高中畢業時，日軍炮火步步緊逼，杭州、蕭山相繼失守，諸暨、金華一線也已經危在旦夕。我本想報考浙江大學，但是浙大已經西遷內地了，只好改考湖南大學，被湖南大學土木系錄取了。

　　當時，同學們想到日軍的大舉進攻，國家民族，危在旦夕，紛紛投筆從戎。1941年春，高中畢業后的我放棄了就讀湖南大學的機會，毅然決然，投考了正在金華地區招生的軍校。錄取后，我們隨教官來到江西鉛山縣陳坊軍訓部報到。我被編在入伍生1團7連，接受為時7個月的訓練。受訓結束后，學員們要經過第一輪的考試（主要是數學與體檢）?？荚嚰案窈螅冶讳浫≡谥醒胲姽賹W校18期工科（即黃埔18期）學生隊，我們由鉛山縣出發，步行到湖南零陵縣（今永州）學習。軍校的科目有橋梁、筑城、道路、測量、建筑、坑道、爆破、步兵攻戰、孫子兵法、劈刺等內容。在校期間，我們享受的是中士待遇。

　　1943年8月5日，我從軍校畢業?？梢哉f，我在軍校學會的這些本領，多年以來，無論在戰爭中，還是在后來的和平時期里均使我受益匪淺。

　　在抗戰前線

　　離開軍校后，我們立即被指派到河南登封縣抗戰前線駐防。

　　我在13軍任軍部參謀處少尉見習參謀，與我一起到登封的幾位同期戰友鐘仲綏、禇信、廬大成則被分配到軍務處；黃余生、周柏壽在軍部工兵營任少尉排長；鐘仲桓任第4師工兵連排長；符氣宏擔任89師的少尉排長。

　　1944年，日軍第110師團大舉進犯豫西的伏牛山我方陣地，作戰科長王統佐命令我到前線了解戰備情況，回來匯報。當我到達4師12團陣地時，剛好敵軍來犯。此時，我想到日軍的殘暴行徑，大片國土淪喪敵手，百姓流離失所，民不聊生，母親以及眾多善良的鄉親們慘遭日軍殺害，國仇家恨，一齊涌上心頭，再也按捺不住悲憤的心情，我請示了12團的一位連長，拿到了步槍、子彈與手榴彈，與戰士們一起進入陣地，見到迎面進攻的日軍，我們猛烈開火，我親手打死了兩個沖在前面的日本鬼子。

　　我軍處于有利地形，居高臨下。日軍利用炮火優勢，向我軍陣地猛烈開炮，炮彈落在我的附近，炮彈開花爆炸，巖石被打得四處飛濺，有幾塊石頭正好擊中我的前胸，鮮血直流，直到今天我的胸前仍留著當年負傷的疤痕。

　　我們在陣地堅守了一個多小時，終于后援部隊跟上來了，我軍士氣大振，敵軍敗退了下去。戰后，我得到軍部的傳令嘉獎。在豫西會戰中，升任中尉排長。

　　后來，在戰事的換防中，我因工作需要調到4師工兵連，移防到湖北的當陽縣。我們工兵連的主要任務是負責造橋鋪路，為大軍的行進打前哨。當時我們造的橋梁大多是木制的簡易橋，經常征用民船。我們將民船排列在河面，用鐵索將船連接起來，再在船上鋪上木板，這樣，一條臨時的浮橋就搭成了，軍隊、武器均能順利通過。

　　未久，部隊又要換防了，我隨部隊到貴陽青巖休整。休整后，我又奉調到軍部工兵營。此時，部隊南下至廣西柳州。

　　我們工兵營的主要工作仍然是架設橋梁。那次我們是建造供大部隊行進較為牢固的木橋，雖說也是臨時性的橋梁，但比原先用木船連接起來的浮橋要好多了，橋梁牢固，可以較永久地使用，準備反攻時供大軍通過（當時軍隊已經配備了美式載重武器）。正在建橋時，忽然傳來特大喜訊，日本無條件投降了！全體官兵聞訊，欣喜若狂，那天晚上，大家歡天喜地，吃了一頓豐盛的慶功宴，讓我至今難以忘懷。終于要過上渴望已久的和平生活了！每一個官兵都在心底里盤算著，勝利了，可以解甲歸田，過上和平幸福的日子了！

　　抗戰勝利以后

　　抗戰勝利，我所在的部隊奉上級調派，到廣州去接受日軍投降。

　　1945年中秋節，我們13軍被調派到九龍，大家坐上開往東北的運輸艦，三天四夜到達秦皇島，然后，奉調到山海關、綏中、興城、凌源一線駐防。最后，我們到了承德的避暑山莊。在東北戰場上，由于國民黨部隊整體軍事失利，13軍守地逐步萎縮。我軍從平泉圍場到承德，又奉傅作義將軍的命令，集結到北平。當時我是軍部工兵營3連上尉連長。

　　在我們駐軍北平時，傅作義將軍宣布起義。當年我是為了抗日救國才當兵的，內戰期間，從心眼里厭惡自己人相互殘殺。于是，我離開了軍隊，帶著妻兒回老家諸暨。

　　到了上海，正好遇見老上司戚揚（原工兵營的營長），他勸我一起去臺灣。我說，我不想去臺，只想回老家謀生。自此以后，我徹底離開了國民黨部隊。

　　到了家鄉，人有一種無官一身輕的感覺。我的幾個兄弟姐妹都參加了新四軍的金蕭支隊。二哥找到了我，要我利用黃埔軍校的舊脈絡，通過路東縣縣長周岐山、江東區長李壽鵬的關系，策反國民黨的諸暨縣長張清塵，不料，事情敗露。我又通過我的關系，黃埔同學張石如（當時他是縣府警衛中隊長）營救了金蕭支隊的趙阿章、陳漢新等出獄，雖然冒了極大的危險，但我覺得自己做了一件有益的事。

　　獲得新生

　　20世紀50年代初，通過楓橋區人民政府介紹，在浙江省公安干校學習5個月后，我被分配到臨安專署省人民法院臨安分院（即專署法院）工作。在法院工作的那些日子，我做事積極努力，很快被提拔為法院的助理秘書，負責司法行政工作，同時掌管法院印章。后來我又被調去審理案子。那些日子，我每天埋頭苦干，一直做到深夜，第二天仍照常上班。可以說是兢兢業業，嚴守紀律，忠于職守。

　　在錢江建筑公司

　　1951年冬天，開展了一次“政治自覺運動”，我被編入公安處的學習小組。后來我被送到華東革命大學一部七班學習。

　　之后，我被送到喬司農場勞改。由于我有一定的技術，就被調到錢江建筑總隊。后來，錢江建筑總隊更名為錢江建筑公司。由于我不斷向上級部門申訴，終于在1955年獲得了釋放。但是，他們仍動員我留場就業，實際上，當時我是一個并不具有完全自由的農場職工。

　　我被釋放時，農場當眾宣布，我成為錢江建筑公司的一名正式職工，發給我一張黃底黑字的工作證，每個月我能拿到29.5元工資。

　　到了1956年，公司進行了一次工資改革，我被評為二級勘測技術員，工資也相應提高到52.5元一個月。不久，錢江農場成立了工會組織，我不僅是第一批工會成員，還被選為錢江公司設計隊的勞保委員。

　　在公司里，我做事勤勤懇懇，為了工作東奔西走，跑了許多縣市的企業、公司聯系業務。有一件事讓我記憶猶新，我們在開化大路邊做煤礦測量，甲方自己也有四個人的測量組，由于當時開掘相向二邊的同一個坑道（挖掘一個坑道，兩邊的人員由相對方向開掘），不知什么原因，雙方能聽見對方開掘的聲音，卻總是貫通不了。我采用了經緯儀測量了方位與水準，第二天就打通了，完成了任務。甲方非常高興，特地請我們吃飯，我也高興極了，一連吃了五個大面包和一碗紅燒肉，回來洗了個熱水澡，當時真是好開心啊！其實，這些技術早在黃埔軍校時，教官就教過了，不費什么勁。

　　1966年，公司總部從杭州遷到郊區的閑林埠，我從錢江設計隊被調進錢江機械廠鑄工車間打泥芯。后來，又調去做成品檢驗員。

　　由于我有技術，各種活都拿得上手，公司領導對我還算關照，從未受到批判，在經濟上定了廠里的最高一檔，每個月22元工資。有好幾次，領導見我家里實在困難，還給我特批了二三十元的生活困難補助金，還準許我回杭州探望家人。

　　改革開放以后

　　1978年秋，我離開公司回家，開始了“臨時工”的生涯。當時，各家企業都缺少技術人員。我先接到戶口所在地清泰街道的通知，派我到街道建筑隊當施工員，不過，這家企業給的工資實在太低了，沒談成。

　　后來，我到河南楊村煤礦，做測量、預算與房屋設計工作，大約做了5個多月，又經人介紹回到杭州，在望江機械廠鑄造車間當師傅一年多。后來，我在許多地方打過工，在縉云新碧綜合廠、諸暨萃溪公社探礦，還在江東機械廠、諸暨縣草塔供銷社以及一些建筑隊當過技術顧問。有的企業我只干了幾個月，有的做了一年左右，最長的一次是連續做三年多。

　　在萃溪公社探礦時（那里發現了鉛鋅礦），我一個人跑到圖書館、冶金廳等單位查閱資料，花了3個月的時間，就鉛鋅礦的開采與粗加工的方法等方面，寫出了幾萬字的開發報告。

　　80年代以后，政策逐漸放寬了。1982年，錢江建筑公司的總工程師付全信，到處打聽我的下落，總算找到了我，對我說，現在要大搞建設了，各行各業都需要技術人員。大學多年不招生了，尤其是建筑業，青黃不接，多數企業在鬧“人才荒”。他建議我去教書，培養年輕的建筑人員。于是，我到了省供銷社紹興分校辦的建筑專業班教書，開始時只是當教師，教學員們如何識圖、施工、管理、測量等，后來，做班主任、教研組長，工資也由原來的96元逐步加到300元。

　　申訴、平反、落實政策

　　多年以來，我心中始終有一個理念：相信黨、相信政府，將來終有一天會給我一個公正、公平的結論，還我一生的清白！

　　改革開放以后，我常常聽到許多人被平反，落實政策的消息。

　　我想，我只是一個“無業游民”，一個臨時工，20世紀50年代以來，組織上也沒有給我定性，沒有戴什么“反革命分子”，或者“右派分子”的帽子，我也能獲得“平反”嗎？

　　回想自己一生的所作所為：早年投筆從戎，保家衛國，出生入死，真刀真槍，奮勇殺敵，參加過豫西戰役、湘桂戰役、粵西戰役，抗擊日本鬼子；抗戰勝利后，厭戰回家；解放前，做過對國民黨官員的“策反工作”；50年代，投考省公安干校，做事兢兢業業，熱愛祖國、擁護共產黨領導；在臨安專署法院時，工作積極，由文書到秘書，再到審判員；多年的改造中，恪守法紀，積級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在供銷技校教書時，多次獲得優秀教師稱號；由我主持設計的諸暨草塔供銷社建設大樓工程，獲得優良工程業績等等。

　　我與二哥（浙江省農工民主黨秘書長陳浪）與供銷學校的謝校長談起這些事。在他們的鼓勵下，我鼓足勇氣，到省信訪辦、到省法院申訴。讓我深感慰藉的是，這些單位非常客氣地聽取了我的申訴、閱讀了我的申訴書。特別是時任浙江省高級法院的鄔家箴常務副院長，我在臨安法院工作時，就是我的領導，對我的情況十分清楚。原錢江建筑公司的總工程師付全信，為我在錢江公司的表現、我的技術能力以及在省供銷學校教書的業績做了證明。

　　在我奔走半年多以后，終于有了結論，我終于平了反、落實了政策。我恢復了名譽，以及相應的退休工資待遇。

　　幸福晚年

　　1989年，我參加民革后，四次獲得“省民革優秀黨員”稱號。

　　現在，我享受退休國家干部待遇，有5000多元一個月的退休金，夫婦二人住房有80多平米，生活平靜、康泰、快樂，晚輩時常過來探望我們。逢年過節，街道、社區以及許多志愿者會來慰問我們。

　　我住在古蕩，這個地方離玉泉、植物園與西湖不遠，風和日麗的日子，我們夫妻倆人常常攜手同行，到這些公園去散散步，在湖畔的茶室坐坐，與老伙伴們聊聊天，喝喝茶，日子過得平靜而愉快。

　　2015年，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的“銘記·關懷”華僑與抗戰電視文藝晚會上，我作為抗戰老兵代表發言，并受贈“抗戰勝利紀念章”。

　　回憶一生的經歷，頗多感觸，昔日已逝，來日可追，撫今追昔，我家兄弟姐妹5人，除大哥早年為抗戰捐軀以外，其余幾位均在86歲上下時駕鶴西去，唯有我一個，今年已經94歲了，依然身體硬朗，舒暢樂觀，也應當知足常樂、安于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