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離西湖不遠的玉皇山下，一個粉墻黛瓦、外面圍著木柵欄的小院里，住著一位抗戰老兵李文烈先生。2017年2月26日，我們訪問了這位頗具傳奇色彩的長者，聽他談起一生跌宕起伏的故事。

　　青少年時代

　　我1923年12月生在杭州玉皇山下，我的父親，我的爺爺，我家世世代代就住在玉皇山腳。在這塊叫闊石板的土地上，我家祖輩以務農為生。

　　我的父親叫李東園，母親宓文珠，在城里的清河坊開了一家雜貨店。我從小住在山下，早年跟著爺爺上山打柴、砍樹、種地，兒時在山下玩耍，在溪里摸過螺螄，在水塘里捉過魚，對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可說再熟悉不過了。

　　我自幼對闊石板這塊土地有著深厚感情。從小時開始，我就看著一群群、一隊隊上山燒香的善男信女，背著香袋，舉著“國泰民安、風調雨順、安居樂業”的旗幟，浩浩蕩蕩開上山去，乞求玉皇大帝的保佑。

　　兒時，我在城里清坊街的高銀巷小學讀書，1937年，我14歲，日本人打過來了，附近的老百姓紛紛逃到玉皇山上的福星觀去避難。

　　至今我仍記得，福星觀主持叫李理山，一個和藹可親的道人，收了幾個徒弟，對我們小孩子也很客氣，非常和善。抗戰時，他在山上的紫來洞里建了一個避難所。那個洞很深，里面有兩層，許多難民就在這個洞里躲避日軍的炮火。日本人占領杭州后，將難民們趕出了避難所。我親眼見到日本鬼子在玉皇山上殺害老百姓，強奸中國姑娘，當時就有了抗日報國的念頭。

　　清河坊小學畢業后，我在井亭橋附近的樹范中學(今杭九中)讀書。

　　逃離杭州

　　在中學讀書時，有一個老師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叫陳邁，是“藝專”畢業生，教我們圖畫。

　　其實，陳老師也只不過長了學生幾歲而已，他把我們當兄弟姐妹來看待，尤其是幾個在班里比較活躍的學生，更是另眼相看。陳老師在課堂上向我們講了許多抗日救國的道理。在他的策劃下，同學們偷偷到街上去張貼抗日救國標語。

　　有一天，陳老師突然將我們幾個貼標語的同學叫在一起，說道，聽學校里教日語的一位日籍老師說，警察局已經開始注意這所學校的學生了。我們不能再在這里繼續讀書了，否則，有可能被日本兵抓去。

　　于是，我們幾個同學瞞著家人，匆匆忙忙到了湖濱八弄（今六公園后面）一所大房子里集合。在那座房子里，我見到許多與我年齡相仿的同學。

　　那天晚上，陳老師與另外幾個大人將我們送到湖墅一個地方的一條船上（當年湖墅還是城外一個冷僻的地方）。

　　次日早晨，小船載著我們離開了杭州。船過祥符橋時，橋上有幾個日本兵守衛著。雖說日本人占領杭州城區，但是城外仍是游擊區。

　　日本兵大聲喊道：“你們是什么人，到哪里去？”

　　好在學校里學過日語，我大聲用日語回答：“我們是學生，到城外去看親戚。”日本人見到船上只是些小孩子，也就放行了。

　　我們坐的船先到余杭，那里有人接應，游擊隊員將我們送到了臨安天目山上的禪源寺。

　　抗戰時，禪源寺是浙西天目山的抗戰大本營。此時，正好黃埔軍校在招生，我與幾位同學聽說后，毫不猶豫地報了名。游擊隊員熟悉山區地形，將我們沿著天目山叢林中的崎嶇小路，七轉八拐，一直送到金華（當時金華仍在中國政府的掌控下）。

　　由金華到陜西的長途跋涉

　　1939年9月，16歲的我和同學們先乘火車到上饒（這段鐵路尚未被日軍破壞），下了車，大家開始步行。每行軍三天，休息一天，由上饒先走到湖北宜昌，再到湖南的醴陵，然后，到桂林，最后經過貴陽到達抗戰大本營重慶。

　　在重慶，我們休整了7天，繼續沿嘉陵江邊的小路，經過南充、閬中、廣元、留壩，走古棧道，翻秦嶺，出終南山，到了關中平原。在寶雞，我們坐火車到達陜西西安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王曲七分校。

　　那次行軍花了4個多月時間，途徑7省，行程逾萬里。到了軍校，帶隊的教官向校方匯報了我們的情況。胡宗南主任聽了，說道，大家先休整一個月，保養好身體，等身心健康恢復以后，再入伍訓練。

　　在黃埔軍校七分校

　　一個月休整后，進行入學分科考試，軍校有步兵、騎兵、炮兵、輜重、通信等科，我分在12隊的步科。大家住在一個廟宇里，剃光了頭，睡的是一排排的通鋪。每天早上吹號起床，我們將棉被疊得方方正正，由分隊長帶領在公路上跑步。回來后，洗漱，吃早點。每天上午在操場上學習徒手格斗，或持槍操演的基本訓練，諸如立正、稍息、變換隊形、劈刺、鐵杠、木馬、跳遠、穿越障礙物等。下午，學習軍事知識與政治。夜間則不時有緊急集合。

　　還有軍官教育，原本為3年，因為正值抗戰非常時期，縮減為2年，內容有操場訓練，例如班、排、連的隊形變換，戰斗指揮以及野外戰術訓練，諸如攻擊、防御、實彈射擊。學習的科目有，兵器學、地形學、法律學、交通學、軍制學、繪圖、測量、射擊教法、陣地要務等。每個同學都要輪流充當值星官。畢業時，校長蔣介石到校檢閱各科兵種的演習，并向學員訓話。

　　畢業后，我被留校當教官，從少尉做起，一直到上尉區隊副、區隊長。我是黃埔18期學員，由此，我成為第19、20、21期的教官。

　　20世紀40年代后期，我與一位在西安軍校當教官的紹興籍同學屠由信一起到了南京，國軍正在組建海軍陸戰隊，屠由信留下來，參加了海軍陸戰隊。我到了上海，此時，85軍23師師長李彌將軍正在招兵。有人介紹我去應征，我成為少校副營長。

　　未久，解放軍揮師渡過了長江，我們的部隊撤退到義烏時，我換上了老百姓的衣服，離開了軍隊，回到了杭州，住進了玉皇山下闊石板的老屋。

　　我對家鄉有著深厚感情。我想，從此以后，不再打仗了，就在這里耕田種地，當個農民，打發以后的日子。

　　20世紀五六十年代

　　回來的第二天，杭州解放了。到了次年（1950年），派出所找上門來，所長對我說，你先去集中學習，以后會安排工作的。之后，我一直在南湖農場改造。

　　1962年，我從農場回家，但已經不能再回到玉皇山下闊石板的老家了。別人告訴我，我的家人在1958年的“城遷”運動中，被遷送到上泗的周浦人民公社去了。

　　我到了周浦與家人團聚，三個妹妹都不認識我。因為我走時，她們只是幾個小孩子。母親宓文珠，篤信佛教，念佛吃素。我們一家人先住在貧下中農家里，后來，在農民的屋子旁邊搭了間屋子，一個茅草棚，全家人靠務農為生。周浦鄉親對我們一家人非常友善，幫我們度過了許多難關。

　　20世紀80年代初，國家有了新政策，允許當年的“城遷”人員返回原居地落戶。由此，我們全家在1982年又搬回到原來玉皇山下的老屋，戶口也遷回了南山大隊。

　　回到玉皇山

　　回到老家玉皇村以后，我就在玉皇生產隊所屬的南山大隊辦的一個汽車修配廠做事。我的毛筆字寫得好，汽車上的字，大部分都是我寫的。我還外出接洽業務，廠里算算寫寫的事也多由我來承擔。那時我的工資也有三四百元錢一個月，生活有了轉機，心情也漸漸舒暢起來。

　　我結識了一個到修理廠打工的臺州妹子，比我小12歲，我們結婚了。那年我快60歲了，開始了新生活。我們一起生活了20多年，她先我一步走了。

　　1993年2月，我的老同學、老同事，臺灣陸軍退役中將屠由信夫婦到杭州旅游，早年他到過我家，仍記得我住的地方，憑著記憶找到玉皇山下，終于見到了我。數十年后，海峽兩岸的老同事、老戰友，再次相逢，我們開心極了！

　　90年代，那家汽車修配廠停掉了，我能拿“老年補助金”（今有1000多元）。后來，玉皇村“撤村建居”，我成為凈寺社區的居民。我現在已經94歲了，今天仍住在玉皇山腳下。

　　幾十年來，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出門走走，鍛煉身體，習慣成自然，多數時間是攀登玉皇山。今天，玉皇山上已經鋪了石級，早年我只需一個多小時就可以打來回（上下玉皇山），并無粗喘氣。今天我仍能沿著石級登山，走到玉皇山的半山腰，然后，慢慢下山走回家。